“这公司没戏的。”这是2013年37岁的吴德威第一次见到傅盛时，傅盛给他印象最深的一句话。
那一年，吴德威还在台湾惠普上班。这几年，他也感受到在工作上有些瓶颈，说不清道不明的，就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他把这个原因归于台湾地区经济形势不好，外企在台湾的发展也随之受到影响。但这暂时不妨碍他拿着一份不错的薪水，名片上也印着一个响亮的管理层Title。15年间他先后在戴尔、摩托罗拉、惠普工作过。在台湾，有海归背景、在外企工作、或者有制造业的从业背景，都可以被归为精英一代。
相比之下，吴德威看着眼前这个称不上起眼的胖子，有些生气。他受朋友所托负责招待携妻女来台湾旅游的傅盛，听朋友说这个人是猎豹移动的CEO，但这个公司在台湾基本毫无认知度。因此，他甚至觉得傅盛有些没礼貌，一听说自己在惠普工作就口气狂妄且毫不客气地评价，“这公司没戏的。”
“我第一次跟你见面，你怎么就这样说。虽然我也觉得这个公司没戏，但也轮不到你来说吧。”吴德威心想。但傅盛好像没有察觉到吴德威细微的情绪变化，在听说吴德威想在四十岁来临时做点“自己的事”时，就把自己创办猎豹的故事，那个关于逆袭的故事，通通都说给了吴德威这个第一次见面的陌生人听。
这次交谈让吴德威忽然意识到，原来在内地创业是一件不那么难的事情。你有一个想法，拿着商业计划书说服风险投资人就可以拿到一笔启动资金，然后迅速招人迅速做出产品，并且根据市场反应迅速改变策略。等钱烧完了，再去融下一笔资金，这在台湾地区都是几乎难以想象的。
用吴德威的话说，在台湾如果你和身边的朋友说你要创业了，他们多半会以为你要去开鸡排店了。
他们想不通为什么要创业。即使台湾享有最快的4G网络、最好的硬件，却用着最基础的互联网服务，甚至没有一个好用的网络支付工具，也很难勾起台湾人创业去做一个互联网公司的想法。“一个客观的事实是，台湾人使用的排名前二十的手机App，没有一个是台湾人自己做的。”台湾新媒体创始人杨方儒评价，台湾缺席了软件向互联网、移动互联网转型的时代。
台湾的80后和90后，“大部分甚至还留在家里靠父母养，因为父母还有财产，90后也不着急找工作。”吴德威告诉记者，“大家宁可去当服务生也不愿意做扎扎实实的实业，或者是创业。”
村上春树在他的随笔集《兰格汉斯岛的午后》里提到，把洗好的干净内裤整齐地码在抽屉里，他都能感受到一种微小而真切的幸福。这种“小确幸”的生活观，被推崇日本文化的台湾年轻一代视如真理。父辈们的奋斗和拼搏为他们积攒了不少财富，让年轻人不用为温饱担忧，可以更多地享受生活。
就算其中有一部分年轻人动了创业的念头，也很难脱离台湾地区的当地环境去思考问题。大部分和App有关的校园论文课题，都是围绕自己的城市去做的，比如“如何帮你找到花莲夜市最好吃的东西”。另一方面，父母的想法也偏向保守，希望孩子可以去台积电、富士康、HTC这样的当地硬件、制造企业。等他们去了以后就会发现，他们的软件编程能力到了硬件公司只是一个帮衬的角色。在外企这种“真空感”就更严重，吴德威举了自己的例子，他在外资企业做工程师多年，台湾分部的决定权常常有限，导致他大部分时间连设计自己产品的用户体验界面的权利都没有，一切权利都要让位于千里之外的总部。
在台湾，硬件、芯片、代工是代表高新技术的三个关键词，他们曾帮助台湾在1960年代短短十年内实现了经济腾飞。台湾地区利用西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机会，吸引外国大量的资金和技术，快速发展成为发达地区并规避了1998年金融危机的风险。
如果细数台湾曾经辉煌的明星企业，如HTC、宏碁、华硕、英业达等，不难发现他们都有一个鲜明的特质，都是发迹于20世纪末的硬件厂商。“台湾的教育发达，硬件研发能力很强，同时又是贸易港口城市，所以做硬件很容易就国际化了。”宏碁创始人施振荣对界面新闻记者说，“但是互联网就不是这样了，地理和人口都决定了台湾本地市场并不大，本土化的产品也很难进入内地市场。”
包括施振荣在内的台湾企业家们抓住了二三十年前的硬件创新机会，并打出了自己的江山。“这些老一辈的企业家实际上养活了一个时代的人，导致下面的人没有生存压力，也不会在互联网这个领域去闯荡。”位于台湾的亚洲最大创业加速器AppWorks创始人林之晨说道。
换句话说，制造业是台湾人曾经的骄傲，但现在却成为了台湾科技行业转型的羁绊。
和傅盛分别后的一个月里，吴德威辞掉了在惠普的工作，他想尝试靠自己的能力做点事情出来。他选择了帮助Facebook等平台上的企业、品牌方做搜索排名优化的工具。但很快他发现仅凭个人的力量，始终很难规模化运营起整个团队，在资金方面也有所欠缺。在2014年春节，吴德威接到了猎豹移动的电话，傅盛希望吴德威能在台湾成立一个公司，帮助猎豹以台湾为起点，实现全球化。吴德威答应了，并就此开始了真正意义的创业。
吴德威应该是幸运的，并不是每个台湾创业者都能够得到资源、资金和人才方面的支持。台湾地区的创业者想获得这方面的资源，要远远难于内地创业者。
“台湾的创业风险投资普及程度不高，即便真的要投也比较青睐获利较快的企业级产品，大众级产品并不被看好。”台湾创业者郭建甫告诉界面新闻记者。他所创建的网络电话应用Whoscall，在2013年被Line的母公司NAVER以5.29亿美元收购，震撼了整个台湾创业圈，“可以说在Whoscall被收购之前，台湾人甚至对创投毫无概念。此后他们才意识到原来服务类产品可以带来这么大的价值。”
从资金方面来看，“台湾缺乏反哺新兴互联网行业的天使投资人和企业家，大部分台湾投资人希望投自己熟悉的领域，在台湾这个领域多半是硬件或者是其他企业产品。”台湾会议通讯系统Zoom的创始人罗子亮在今年年初接受界面新闻记者采访时说道。
Zoom是一个纯台湾本地的创业团队，尽管他们团队的天使投资是由台湾人发起的，但在A轮以后就没有再得到来自台湾当地的资金帮助，最后却被李嘉诚和杨致远选中。“现在台湾电子业的大佬也没有形成天使投资的风气，否则台湾现在的创投不会看上去这么零散。”
吴德威也认可这个说法，绝大部分的台湾创投跟老派的企业主，喜欢投资的是看得到、摸得到的东西，比如说工厂、厂房、硬件，互联网这种其实是卖一些商业模式跟用户体验、用户价值的东西，“他看不到就不喜欢投”。
另一方面，“台湾的公司法目前也不适合做创业投资的估算，同时对本地创业团队出国创业会征收较高的境外税。”台湾移动互联网营销公司时间轴科技的创始人叶建汉认为，这些原因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台湾互联网创业规模不大，只能停留在台湾当地发展。
“支付宝绝对不可能在台湾出现。”吴德威说，台湾政府对第三方支付的要求非常严格，就连网上银行也是近几年才诞生的产物，而且也仅停留在查询余额的功能上，不能转账也不能做其他事情。
资金、环境、观念、政策，各个方面都多少限制了台湾科技产业向移动互联网转型。但无论台湾人愿意与否，来自内地、海外以及台湾当地的各方面压力，都迫使他们不得不采取行动。“整个台湾最大的痛点就是经济不好了，HTC、宏基开始不像以前那么好，大家没有出路。”吴德威说，在台湾有个说法叫22K，当你的月薪达到22K后就很难再往上涨了，“我们年轻人的薪水20年不涨。”
2015年开始雷军、傅盛、马云等内地科技公司创业者都先后考察过台湾市场。雷军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台湾拥有良好的文化教育和硬件生态背景，而当地创业团队却往往缺乏资金和正确的创业辅导，“台湾已经缺席了软件向互联网转型的阵营，但依旧有机会抓住移动互联网和智能家居这两大趋势”，他希望能够借助台湾的人才和更宽松的网络环境来帮助小米发展新的市场。马云也在去年12月在台北演讲时表示，将通过设立基金等形式来帮助台湾青年创业，甚至是到内地创业。
今年1月傅盛宣布将1亿新台币(约合1900万元人民币)作为天使基金，用来帮助台湾互联网创业团队。这笔钱将分为若干份投给多个团队，得到天使投资的台湾团队可以选择到北京甚至硅谷创业，傅盛还将给予一定的创业辅导。如果产品适合猎豹移动平台，傅盛也将提供一定资源协助团队加速推广产品。整个2015年台湾紫牛战队选拔了5支创业团队，最后有2支团队决定移居北京，更好地融入内地互联网环境。
另外，自2014年起，台湾当地政府也开始重视其本地互联网创业领域，积极建立相关委员会并修订鼓励创业的法案。
高素质人才、完备而庞大的供应链背景等条件，开始令内地互联网公司对台湾趋之若鹜，将之视为中国内地企业全球化的重要桥头堡。相比内地，台湾互联网行业无论是在语言技能、人文底蕴、文化习惯上都更深地融入了全球互联网，可以作为内地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最佳跳板。
在多方努力下，近两三年台湾的创业热情有一定的回温，富士康一类的大企业也开始加强对初创团队的重视。和吴德威一样的公司人，也逐步开始从体制和机构内跳脱出来尝试更高的职业追求。这使得“人才、资源跟资金慢慢从硬件公司、巨头里面流通出来”，吴德威表示，环境比以往要好一些了。
这让不少台湾青年有些振奋，他们不愿再坐以待毙。“台湾的机会不多了，(曾经服务过的)外企都倒了以后我们也需要寻找下一个服务对象。”吴德威告诉界面新闻记者，内地互联网公司找过来是一件好事，“对台湾来说，一定要牢牢抓住这个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