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舱门关上之后，即将开始一段旅行的谢冠宏接到了上司富士康老板郭台铭的电话，郭让他马上赶去开会。双方因为谢的休假开始时间发生了误会，郭台铭认为谢冠宏正式休假应该是在第二天。管理100多万人的老板一直是令出必行，“搁在以往肯定是下了飞机就赶飞机回公司，但是那次我没回。”谢冠宏对《深网》说。
就这样，在富士康管理数万人的谢冠宏“被解雇掉了”。那是2012年，谢冠宏50岁。说到这些时，戴着眼镜的他显得很平静，失业对他似乎并是一种痛苦，反而是一种解脱。
在富士康期间，谢冠宏判断出数字化、电子化趋势，先后拿下苹果iPod、iPad的订单。此前在亚马逊Kindle软硬件设计和整合过程中，谢冠宏贡献颇多。他把对Kindle的生产称为JDM，比ODM多了联合开发工作。
闲下来之后，谢冠宏有一阵子感到轻松，他没有想过回台湾创业，而是留在了深圳，“他们都叫我大陆人，只有口音上还有些像。”小米当时正值用人之际，雷军约谈了谢冠宏。谢冠宏考虑到从合作方富士康进入小米，有“旋转门”问题。实际上，他显得有点多虑，在小米模式火爆的时候，通过“旋转门”进入小米的人不在少数，比如高通的王翔。但是，他过不了这一坎，放弃了，留给雷军一个围绕小米做系列生态链公司的建议。
在深圳，谢冠宏栖身在龙华的一座茶楼里寻找创业机会。茶楼不远的地方有一家日本料理店，白天喝茶谈事，便宜；晚上饿了就去料理店里谈事，“再晚也不会赶人走。”谢冠宏说。有一次谈事很晚，吃饭时，一位同事想起来那天是他生日，几乎都忘了。谢冠宏有些感慨。
他离开富士康之后，原先的部门换了新领导替代他。但是有几个人裸辞跟了过来，包括合伙人林柏青和章调占。
在一张纸上，他与早期几名创业者画了一张图，围绕着手机，有充电宝、耳机、手机壳等周边产品，最终选择做耳机。逻辑很简单，智能手机起量，对耳机必然有更多、更高需求。
2013年，他给公司取名1MORE，鞭策自己，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对谢冠宏而言，“年纪大了出来创业，能够再多一次机会，做不一样的事情。”1More后来谐音为万魔声学，公司主要业务是做耳机，早期客户是小米。跟随着小米为代表的智能手机一路发展，2018年，1More累计卖出5000万条耳机，入主上市公司共达电声，谢冠宏转身成为董事长。
谢冠宏创业后第三年，来自台湾的郭柳宗也来到北京，创办钕锅智造机器人公司，成为小米第50几位生态链企业。与谢冠宏类似，郭柳宗也是台湾富士康制造业出身，创业切入口是做既有价格优势又智能超常的儿童陪伴机器人。“这件事在台湾干不了，大陆有更广阔的市场。”郭柳宗对《深网》说。
因为机器人要用到人工智能自然语言处理，郭柳宗了解到一家叫竹间智能的公司，创始人简仁贤同样台湾出生。简仁贤先在美国微软工作，后被派到中国区。在微软参与小冰研发后，他看到人工智能趋势中对于语言处理的迫切需求，打算专项突破，成为自然语言处理中to B平台。
在科技创业的大陆上，台湾人谢冠宏、郭柳宗和简仁贤等人有意无意地引导了一波新潮流。与上一代半导体、芯片加工、制造业台积电、富士康不同，与早期台湾来的康师傅、统一和徐福记等品牌也不一样，这一波新的创业公司，一开始就以大陆市场为目标，具备更强科技属性。尽管他们现在体量还小，却在大陆的产业架构中学会了游泳，摸索前进。
对此青年创业者杨方儒比较有感触。他在大陆做过商业记者，现在台湾做一个类似于今日头条的创业项目Knowing。作为长期奔走在大陆与台湾之间的观察者，杨方儒告诉《深网》，台湾错过了移动互联网，但在这一波移动互联网创业浪潮中，台湾有一二十名幸运者搭上了大陆创业风潮。
深圳大产业，台湾“小确幸”
带着多年工作经验，满配创业，后来富士康一些昔日兄弟裸辞追随而来，1More的成立可谓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但是，真正迈出第一步却遭遇失败。
奔走大陆的台湾创业者：在更广阔市场追寻新风口
在公司只有六个人的时候，谢冠宏和同事们设计了一款耳机，起订单量1万支。因为耳机上按键设计不理想，谢冠宏没好意思交货去卖，陆陆续续作为免费礼品送了好几年。以一支耳机60元成本来算，至少60万元交了学费。
谢冠宏从此学会了做产品要小心，不妥协。好在1More早期融资顺利，损失不至于伤到筋骨。
很快新机会来了。瑞声科技帮小米做了一个橘子色耳机，交不上货，失败惨重，损失几千万。瑞声科技项目负责人向雷军介绍谢冠宏接手解决。
谢冠宏设计了“拉都拉不坏”的耳机线。其中一个硅胶集线器，反反复复，短时间内模具改了50次。最终达到放在地上汽车压不坏，耳机放在里面踩不坏标准。深圳产业链配套齐全，全球没有几个地方与比肩，却也不是任何一个人都能做到。“你去试试看，他会不会给你改50次。让合作伙伴相信你，你不是疯子，不是神经病？”谢冠宏说。
熟悉行业，并且一贯的好口碑起到积极作用。这款采用铍振膜的耳机产品，在小米网上竞猜价格，大多数人都给出150元价格预期。最终，耳机零售价99元，远低预期价格，首批上万条耳机一售而空，然后追加订单。把之前一万条损失弥补回来之后，“第一年这个案子成功了，大赚钱。”谢冠宏说。
这次合作后来演变成小米与生态链公司基本模式。谢冠宏想出一个新概念，叫作联创模式，以出厂价交付给小米、网易等客户，比如99块钱出厂价，只是材料费和加工费，不加任何其它费用。最终售价减去出厂价的余额，“你一半我一半对分。”
此后，1More发展迅速进入正轨。小米与顺为资金、GGV、IDG、新加坡主权基金等机构的投资也进来，但没有台湾资金。
与此类似，郭柳宗的钕娲创造机器人公司启动之时，也没有从台湾找到资金。处在创业前期，郭柳宗感受更深。在北京华润五彩城小米办公楼旁一座咖啡厅里，郭柳宗拖着行李箱、架着公文包出现了。他说，几乎一个月来回大陆和台湾四次，每周都在飞。与《深网》长谈两小时，他分析了来大陆创业原因。
第一，台湾市场小；第二，最严重问题是台湾创投业不像大陆积极有活力，台湾大部分VC都投中后期。
曾经，郭柳宗拿着商业计划书寻找投资时，问过很多台湾地区投资者。“早期没有销售数字的，做互联网用户没有达到一定程度的，基本上拿不到钱。”郭柳宗说，“不像大陆这边有人愿意给你机会。”钕娲拿到小米投资的时候，还没有注册登记。
注重数据的台湾投资者不相信“空话”，相应地，冒险积极性跟大陆比起来有差距。即便后来郭柳宗注册好公司，做出样品之后，“在台湾还是找不到资金。”
受限于市场狭小、冒险意愿不足，郭柳宗感受到台湾整个创业氛围不如大陆。“我们叫做小确幸。即使到今天，很多台湾人觉得做一个小生意，开一个咖啡厅很悠闲。而不是大陆这边创业者一波接一波，大家都想改变世界，以马云和雷军为标杆。”
结果，年过四十，谢冠宏、郭柳宗和简仁贤不约而同选择在大陆搏一个机会。台湾企业家是不是在郭台铭、张忠谋之后有一个断层？Knowing创始人杨方儒觉得有这个现象，像马云所描述的，“白发苍苍的老人在谈创新。”
也有一些台湾年轻创业者来到大陆淘金。杨方儒的一位台湾年轻朋友在大陆做“活动行”APP，公司搬到北京后发展还不错。活动行是一个活动报名与售票平台，与传统的邮件、电话/短信和现场报名方式相比，活动行线上报名与售票平台更省时省事、活动管理功能更强更全，隐私、数据更安全。“台湾只有2300万人，一年才几千场活动，但在大陆机会则多很多。”
摆脱制造业窠臼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台湾有一波做鞋子、帽子等加工行业的企业家来到大陆开厂设店。几乎与此同时，跨国公司微软、惠普和思科等也向大陆派驻人员，区管理层很多是台湾人。这导致那段时间大陆商界冒出很多台湾面孔。
奔走大陆的台湾创业者：在更广阔市场追寻新风口
竹间科技创始人简仁贤即是从美国微软派驻大陆。他在台湾大学毕业之后，去美国继续读书深造，毕业后留在美国微软，然后被微软从美国派到大陆。
“当初从微软调到北京，我最主要目的是想要熟悉整个中文市场，还有亚洲市场的日本、韩国等。”简仁贤告诉《深网》。做了微软人工智能产品小冰和小娜之后，简仁贤拉上CTO翁嘉颀等人一起，开始创业，深耕人机交互中自然语言、语意处理市场机会。
对于为什么不把创业想法在台湾落地，而选择大陆？简仁贤的回答很简单：大陆的中文市场是全宇宙最大的。由此，他的竞争对手变成了科大讯飞、百度和微软等大公司。
赶上人工智能风口，竹间科技很快获得了金融业客户招商银行。
“大陆公司对新事物、新技术的接受程度更高。”简仁贤向《深网》说起这些时，显得有些兴奋。他自己也愿意尝试一些新事物，“我可能比你骑摩拜单车更多。”
“百度、讯飞做不好，技术很难的。”简仁贤的自信来自对于复杂语意的理解技术。“第一要理解上下文，第二个要能做到多轮对话，第三个它要能够做到实体识别。”简仁贤举了一个例子，招商银行信用卡有两三百种，每张卡上个月，“麦当劳总共吃了多少钱？快餐吃了多少钱？单笔超过200块的刷卡有几次？”他认为这些语意识别，甚至微软和IBM Watson都做不了。
以专注团队，集中于力量于大公司暂时无力顾及之处，单点突破，这是简仁贤的战略。“我大概面试过几千人，一个一个手把手招来的。”把人才聚集起来发挥，去不断地争取领先于行业的技术优势，成为简仁贤每天面对的挑战。
竹间科技离职员工武剑（化名）告诉《深网》，作为创业型公司，竹间科技需要拿到三四个月技术领先时间窗口，如果技术不往前跑，别人三四个月就可能追上。而竹间所处在行业，BAT都有涉及。
长久来看，将比拼综合实力。时间一久，创业公司成长不够快，如何留住人才是难题。台湾从制造业过来，台湾地区管理风格，就像富士康一样，会对员工算得比较精明一点，不像大陆这边有一些创业公司老板花钱比较大气。台湾创业者给期权、股票，不像大陆创始人给得爽快。
武剑评价，“好处是，台湾管理相对而言精细化，比较规范，但薪资待遇抠门一点。”由此，台湾创始人不像大陆公司创始人对员工有很强的感召力和人格魅力。
面对人才市场竞争，钕娲创始人郭柳宗选了一个折中方案，资金大陆找，一部分研发团队留在台湾。台湾人员相对稳定，研发人才薪资相对大陆而言便宜一些。“大陆机会太多，做算法的太抢手，本科生刚毕业，年薪40万起，台湾没有那么高，20多万（人民币）。大陆做算法的，做三五年薪水可跳到100万，吓死人。”郭柳宗说。
台湾制造业留下了另外一个管理弊端，武剑说，“像富士康一样风格，上下级比较严格，高一级就是高一级，很多台湾公司普遍如此。”
从富士康出来的谢冠宏创办公司时对人力成本纠偏。“能不能不要每天在那儿搞管理，每天搞流程？”1More成立五年，第一年公司只有50多人，没有独立的人力资源部门，后面三年只有一位专职的人力资源，到今年人员增加到200多人后，才又加了一个助理。
他想引入一种简单管理，不搞那么多KPI。“要理解数字、成绩、利润、营业额，这此都是结果，成败因素不在于这些数字。最终，1More公司留了一个KPI，是否能成为最受推崇的科技公司。”
在远离深圳的中部省份湖南省一个偏远地方，叫作炎陵县，这里离最近小机场开车要两小时，1More通过招商引资，最近在当地设了一个厂，以本地员工，装配耳机。
在工厂车间里，《深网》看到穿着白色制服的员工，不紧不慢地焊接耳机线，组装耳机。墙上贴着鼓励个人责任心的宣传语。谢冠宏向身边参观嘉宾介绍，“不靠流水线赶着人走。”
与制造业集大成者富士康相比，有些变化已经发生。
着眼长跑道
坐在从炎陵至衡阳东的大巴前排座位上，谢冠宏和《深网》完成了访谈。他称工作中遇到四位好老师，分别是亚马逊贝索斯，苹果公司的托尼，富士康的郭老板，还有小米雷军。“我从帮他们做产品中学习。”
郭台铭教会他对长期局势判断，“局势就是布局”、“胸怀千万里，心思细如丝”。雷军教会他怎么打性价比，做爆品，如何在网络上抓粉丝，进行互联网营销。现在，谢冠宏经常在朋友圈里Push一些戴着耳机的美女图片，“这么做别人看了才不会拉黑。”
奔走大陆的台湾创业者：在更广阔市场追寻新风口
与服务于to B的富士康不同，他想打造一个面向终端消费者的耳机品牌。“1More是探索中的品牌，要具备高技术水平，也要高性价比，产品要在发达国家得到验证。”这是谢冠宏的定位。
在国外，有主打时尚的耳机品牌Beats，是1More未来竞争对手。在真正威胁来临之前，1More希望先从抓住发烧友入手，然后再慢慢做时尚品牌。当然，证明自身还需要时间。
耳机行业现在是两极分化，高端产品品质好，价格昂贵，低端产品便宜，却又品质堪忧，有些甚至会对耳机产生危害。做出又便宜又专业的耳机，成为谢冠宏的一个理想。这点听上去与小米的品牌主张颇为相似。
不过，谢冠宏的客户在增多， 万魔已经逐渐成长为一个产业化公司——有声学零组件上市公司共达电声。既有以耳机代工业为主的TinnLab公司，也有1More万魔耳机自主原创品牌公司。
郭柳宗的机器人公司目前还没有这么大规模，它打算借力小米，导入用户。“小米现在有2亿用户，日活用户达到1.32亿，月活跃用户1.65亿。这个大漏斗上面滴两滴水下来，对我们小公司就不得了。”
他想要跑得更快。市面上所谓的机器人，九成以上只一个屏幕，或者在底座上加两个轮子。真正做有肢体的机器人是深圳一家叫优必选的公司，自研舵机，产品在2016年已经进入苹果渠道。优必选现在已经将一个舵机做到40元人民币，价格远比市面上500元有竞争力。实际上，全球售卖的韩国Robatiss舵机，价格是250块美金一颗。
仅此一点，钕娲创造可谓机遇与挑战并存。郭柳宗要求钕娲创造也自己做舵机，哪怕前期研发实力不足，但方向不能跑偏。在最近一次众筹活动上，钕娲的小丹机器人众筹价1999元。优必选的Alpha One机器人只能编程，不带人工智能，卖价3999。猎豹星空陪伴小孩那款，卖9999元。“我还是有点机会的，现在看不到对手。”郭柳宗说。
这也是被小米逼出来的。最早做出的机器人，小米问郭柳宗，做出来卖多少钱？“我说至少要卖4500元。对方说你疯了，小米生态链的东西超过3000都很难卖，你卖4500？”打掉重做后，做到现在这样子。
除了价格竞争力，郭柳宗觉得机会在于产品与儿童有着更好的沟通。钕娲招聘了很多3D动画师，强化与儿童的沟通效果，讲故事时，可以让机器人同时做出恰当的配合动作。“要做出来不一样的东西来。”
在拿到第一轮小米+顺为领投的超过200万美元、第二轮富士康加KIP领投800万美元等投资之后，为了操作方便，郭柳宗想在成都设立一个公司。最后经过一点波折，郭柳宗只跑了两趟成都，公司工商注册和银行账号都申请下来，进入运营阶段了。
这让郭柳宗有些感慨，大陆办事效率在提升，而且政策越来越人性化。今年开始执行的“31条惠台措施”，其中有一条进一步降低了台湾高中生来大陆念一流大学的门槛，对台湾人的吸引力会越来越强。
杨方儒的公司业务也有所调整。在发现台湾因为Facebook占据了信息通道，很难复制今日头条模式之后，他改变Knowing模式，向大陆的极客公园+长城会学习，以7-8个人的团队，每年举办三四场七八百人的移动互联网行业的峰会。“台湾创投圈不太愿意冒险，但是大陆的创业者基金已经投了十几个台湾的创业团队，涉及AR、人工智能等等，未来还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