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每一个创业城市都成功培育出了独特的生态体系，作者首先盘点了伦敦、斯德哥尔摩和硅谷的成功经验。
作者认为，伦敦的创业生态系统拥有世界上其他城市无法比拟的优势，汇集了人才、资本和创新开放的商业环境。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英国政界人士积极创建了创意产业和科技中心，为企业家和投资者提供慷慨的税收优惠，实现了从过度依赖金融服务向科技创业的平衡和转变。
另据2016年欧洲数字城市指数(European Digital City Index 2016)显示，斯德哥尔摩支持数字创业者（digital entrepreneurs）的力度在全球排名第二，仅次于伦敦，这得益于光纤宽带的高普及率、良好的社会福利和安全标准，正是这些条件为创业者提供了保障，允许创业者冒险。
最著名的硅谷也不是自发发展起来的，而是依靠斯坦福大学的引导、可用性高的风险资本、知名大学的学术研究以及美国国防部的财政支持。
作者认为，印度的创业中心可以从上述的全球成功案例中学到很多东西。
首先，不难看出，每个成功发展的创业城市都有一个共同的发展背景——以政府为主导的结构性改革。
通过政府的支持和帮助，创业城市可以更轻松地获得宽松政策扶持，税收优惠和其他基础设施机构支持。
印度可以从中学习到政府的作用，在各级利益相关者支持的条件下，这种积极变化大概率可以在5-10年内实现。
第二个方面是文化方面。
作者指出，对于处于结婚年龄的年轻人来说，“创业型科技企业家”不是一个公认的职业选择。
这在印度社会尤其现实，因为社会文化的不宽容，很难承担创业失败带来的风险，父母都希望他们的孩子有稳定的低风险的工作。
并且印度没有社会安全网（social safety net），创新生态系统还没有强大到可以帮助创业者承担损失。
作者认为，世界各地的创新中心都有自己的教育中心，印度也可以通过教育培养更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社会文化。
教育体系需要变得更加灵活，适应现代科技社会发展的需要，使社会认知与科技创新需求相匹配，鼓励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创业。
另一个文化造成的问题是印度初创企业通常不注重产品质量。
在硅谷，不论是产品的吸引力还是客户的消费体验永远都是不能妥协的基本。但是在印度，多敲两行编码可能比实用性更重要。
这不仅意味着印度产品难以征服目标受众，拥有更多选择性的西方市场也会对印度初创企业关闭，他们甚至愿意以更高的价格换取更好的产品和消费体验。
作者指出，在印度，政府完全有机会扮演市场创造者的角色，来培育初创企业，坚持不懈地注重过程，而不是花哨的宣传。例如，为初创企业提供优先进入政府项目的机会，明确城市发展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提供创新创业的理念等等。
最后，印度初创企业往往缺乏全球业务。
许多西方国家能够为初创企业提供创业机会、面向全球的展览机会、国际演讲机会来增加曝光度，而这些机会在印度只会留给营销人员和大型企业的负责人。
这种情况并不是个例，印度需要回避这些过于传统的做法。
作者认为上述问题都不是特别难改变的。这需要时间、实践和科技创业的决心。
但印度要想进一步成为全球创新中心，不只成为其他国家的海外市场，现阶段政府驱动才是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