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隆一声巨响，一座价值几百万的假山瞬间夷为平地。
这是2005年，祁玉民上任华晨后做的第一件事。
祁玉民炸掉的，不止是仰融寓意风水的假山，更是华晨人心中的大山。
从那一刻起，所有人都以为，祁玉民能给华晨带来一个新的时代，可没想到，十几年的扑腾后，华晨还是走到了破产的边缘。
就连祁玉民自己，也走到了落马双开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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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300亿的烂摊子
2020年11月13日，祁玉民官宣落马的20天前，华晨迎来破产重整。
外界震惊的背后，很少有人知道，这家名动一时的车企早已是千疮百孔，抽掉它最后一根稻草的是格致汽车。
这家华晨的供应商，原本与华晨签订了3400万元的合同，但等到汽车模具都验收完毕了，华晨剩余的1000多万元尾款却迟迟不见踪影。
讨债无望的格致，只好向法院求助，要求对华晨集团进行破产重整。
谁都以为这只是一场索债的正常官司，但法院一查，华晨不仅无法按期偿还债务，而且已经资不抵债，这意味着华晨集团正式进入破产重整。
谁也没有想到，区区1000多万的欠款，真的让资产高达1933亿元的华晨破产了。
令人惊讶的，还远不止于此。在这次破产重整之前的10月24号，华晨集团就在一份声明中确认，由于集团因流动性紧张，资金面临较大困难，该公司发行的10亿元私募债“17华汽05”无法按时兑付。
这笔违约的债券背后，截至去年10月，华晨汽车集团累计发行债券34只，存续债14只，存续债余额共162亿元。其中1-3年到期债券规模超过100亿元。
从到期分布情况来看，2021年、2022年将是债券到期及回售压力的集中期。
一时之间，“逃废债”的说法铺天盖地扑向要破产重整的华晨。
华晨集团2020年债券半年报显示，集团总负债达到1328.44亿元，扣除商誉和无形资产后，资产负债率为71.4%。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为326.77亿元。
昔日中国最大的车企之一，何以走到了破产的境地？
2
仰融，资本魔术下的伏笔
1988年，一个股票售卖摊摆到了中南海。
做出这个石破天惊举动的人叫做赵希友，彼时的他是沈阳农机工业局副局长，正奉命将全市50多家汽车零部件企业整合成“金杯汽车公司”。为了募集资金，他才“胆大妄为”地开始发行股票。
赵希友组建的“金杯汽车公司”，正是华晨汽车的前身。
诞生于“共和国长子”的地界，沈阳金杯有过辉煌的历史。早在上世纪60年代，沈阳金杯便自行设计建造了两吨重卡，八十年代更是与日本三菱等进行技术合作，不断推出新产品投入市场。
赵希友发行股票的决定彻底改变了华晨的命运，这家徘徊在困境边缘的东北车企迎来了一个重要人物——仰融。
在绝大多数人不知股票为何物的年代，仰融举债买入了4600万股沈阳金杯的股票，正式闯入造车界。
这时候，仰融的资本魔术已经开始施展。
他先在香港成立了一家名为“华博财务”的投资公司，然后让“华博财务”到百慕大注册成立“华晨汽车”，再让“华晨汽车”接收他所收购的金杯股票。
不仅如此，他还飞到美国华尔街，高薪聘用证券顾问，高喊“我要让五星红旗插在这个地面上。”
此后，在仰融的运作下，他拉上了中国人民银行教育司、中国金融学院、海南华银和华晨集团等四家单位，发起成立了非营利性机构——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给沈阳金杯包装了一个“国有资产”上市的好故事。
而这个基金会的实控人，正是仰融。
扫清一切障碍后，1992年10月，华晨汽车登陆纽交所，成为中国首家在华尔街成功上市的企业。这只股票在华尔街引起了轰动，开盘仅仅3天，股价就从16美元飙涨至34美元。
《华尔街日报》甚至发文称：“这是一个象征性的事件，也许从今天开始，中国真正融入到了资本主义的游戏中。”
凭借“社会主义国家第一股”一战成名后，仰融开始四面出击，在接下来的数年，仰融构筑起了一个庞大的“华晨系”。最多的时候，他掌控着国内外六家上市公司，各种关联企业158家，其中控股138家，总市值超过300亿元。
要知道，那可是在20年前。仰融甚至直接喊出了一个口号：
“以造车为手段，以金融为目的”。
当然，在资本市场和国内监管层的压力下，仰融也开始认真造车，还引入了传统巨头宝马。到世纪之交，华晨的税后利润达到18亿元，在汽车行业里仅次于上海大众和一汽大众。
此时的仰融意气风发，准备在汽车界大干一场，但变故出现了。
2001年，仰融登上了中国富豪榜，排名第三。同样是这一年，辽宁省官场巨震，发生了“慕马大案”，仰融多年经营的政府关系，瞬间坍塌。
担心受到牵连的仰融开始将眼光投向外省，他想把公司迁到南方的宁波。
这个想法无疑是与辽宁官方相违背的，华晨一旦出走，不仅少了一大块税收，而且“中国底特律”的经济构想也将被打乱。况且，辽宁想不明白，自己一直当宝贝供着的华晨，为啥要狠心出走？
最终双方谈崩，仰融被赶出华晨，还因经济罪被逮捕调查。气不过的仰融先是抛售股票，还在美国把辽宁省政府给起诉了。
胳膊终究拧不过大腿，仰融至今流亡海外。
3
祁玉民，市场换不来技术
仰融离去后，华晨的掌舵者走马灯式地变换，没有人能镇得住场子。
辽宁方面开始急了，他们放出了一个大招，刚在大连副市长任上干了一年半的祁玉民，被空降到了华晨。
“我在雨雪交加中，怀着难以名状的复杂心情，去一个陌生的城市，陌生的单位去从事陌生的工作。”
这是祁玉民上任那天给他姐发的短信。祁玉民的压力可以理解，他去接手时，华晨正走在破产的边缘，2005年，华晨集团3年来累计亏损已达32亿元，工厂几近停产。
第一，借钱。得知华晨账上都快发不出工资了，祁玉民5天拜遍了各家银行码头、贷来了七个亿，着实够猛。
第二，降价。祁玉民一上任，就打响了价格战，彼时在售的中华尊驰售价最高下调4万元，整个中型车市场被搅得天翻地覆。
但降价带来的效果显而易见。2006年，华晨旗下汽车销量超过20万辆，同比增长71.4%。尊驰和骏捷更是销售5.8万辆，同比增长545%。
原来奄奄一息的华晨，一下子变成了当年的汽车销售增长冠军。祁玉民也因此获得了央视中国经济年度人物提名奖。
第三，提高自主能力。
底盘是保时捷调校，造型、内外饰用意大利的；发动机和宝马合作——在祁玉民看来，最好的车来源于优质资源的整合。
尽管把华晨从死亡线上拉回来了，但祁玉民执掌下的华晨，依旧面临着诸多的争议。其中最明显的一个，就是对宝马的过度依赖。
数据显示，2015年至2019年，合营企业华晨宝马投资收益分别为40.43亿元、42.46亿元、54.50亿元、62.78亿元、76.09亿元，是华晨中国净利润的1.08-1.25倍。
换句话说，如果剔除华晨宝马，华晨其他板块是亏损的。
这一点从销量也能看出来。2019年，华晨三大品牌的销量中，华晨宝马是54.59万辆，占比高达75.63%。而“华晨中华”和“华晨金杯”的销量，少得可怜。
更大的质疑来自于2018年10月，华晨宝马成立15周年之际，宝马宣布与华晨打破50:50的股比合作关系，宝马以36亿欧元收购华晨宝马部分股权，将持股比例提升至75%。
也就是说，此时的华晨，已经可以看做是宝马的中国分部了。让出市场的华晨，却依然没有得到宝马的核心技术。
2019年祁玉民退休，本以为可以安享晚年。谁成想，等待他的竟是“九宗罪”。
祁玉民在华晨一顿操作猛如虎，到头来，还是回到了原点。
4
尾声
回看华晨33年，祁玉民不过是一个打补丁的过客，千疮百孔的根源，早在仰融时期就埋下了。
成为“社会主义登陆资本主义的第一股”后，华晨得到了西方资本的极大关注。但大洋另一边的国内，一种不安却在弥漫。据说当时主管部门的高层都是从香港的报纸上才知道一家中国公司竟然跑到美国上市了。
脱离监管的华晨，某种程度上是仰融那代企业家的一个映射。他们渴望挣脱体制的束缚，但似乎总是把握不好这个度。
仰融曾依靠体制内的力量赚得了第一桶金，在华晨发展初期，他也曾享受体制的利好，但成名后的他也许是膨胀了，不仅不给地方面子，还把地方告上了美国法庭。
在最风光的时候跌落，至今流亡海外的仰融，应该能更深刻地领悟曹德旺那句话——
在中国做企业，一定要懂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