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以后，当我重读吴晓波的书《大败局》和《大败局II》时,脑海里总是浮现出这句词。世事变迁，看同样一本书的感受也不尽相同。前些年我是一个企业观察者，看这两本书的时候更多的是扼腕叹息。现在我开始创立一家企业，这些失败企业的故事对我的冲击更加强烈，因为我已经不再只是一个旁观者了，更要从他们的失败经验中吸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
1949年以后，企业家这个阶层在中国消失了近30年，企业家这个阶层重新出现也就30多年的时间。在这30多年里，一批企业站起来，一批企业倒下去，可谓“其兴也勃也，其亡也忽也。”可以说，那些30年前就开始创立自己的企业，如今还活跃在舞台上的企业家都是“幸存者”，数量上已经微乎其微。有一个问题值得所有企业家自省：在中国，哪些企业容易失败?
也正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吴晓波写了两本有关“大败局”的书。这两本书具备一些共同的要素：丰富的戏剧冲突感、宿命与抗争、真实与谎言、道义与欺诈、做势与做局......这样的故事有时让人瞠目结舌，有时让人扼腕叹惜;有时候让人看到了人性的光芒，更多的时候则是让人看到内心的阴暗......
但同样是“大败局”，两本书的气质已经有所不同：在《大败局》那本书中，那些企业家大都起于草莽之间，学历背景普遍不高，其失败的原因也大都是一些经营性的原因。而在《大败局II》这本书中，几位企业家都是知识分子出身，他们虽然也犯过一些经营错误，但失败的致命因素却是没处理好政商关系。
吴晓波将这些企业的失败基因归称之为“中国式失败”，并将这些失败基因归结于三点：政商博弈的败局、创业原罪的困扰和职业精神的缺失。这些失败基因是在中国的商学院学不到的，在那里教的都是一个关于“确定性”的知识，而在中国真实的商业环境要复杂得多，“不确定性”要远远大于“确定性”。
这是商业世界的魅力所在，也是这两本书的魅力所在。这三十年是中国处在剧烈转型的三十年，也是中国企业快速嬗变的三十年。看着两本《大败局》中的一些人和事，常常会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虽然这些人和事也才过去十多年。太匆匆，中国的政商关系、市场环境和经营策略都变化得太快了！中国的企业家们就像是“弄潮儿”，随着一个浪潮迅速崛起，又随着下一波浪潮迅速跌落。
不得不承认，这些“弄潮儿”都是一等一的高手，他们凭着大开大合的思维视野，以及充满争议的商业手腕，在极短的时间之内构建了一个商业帝国，却又在极短的时间之内将之摧毁，其中的商业逻辑常常让人觉得匪夷所思。
比如说，中国最成功的企业家不仅需要处理好商业方面的事情，还需要花大量时间处理好政治方面的事情。这些中国的企业通常以“巧妙腾挪”著称，但是很多时候，“巧妙腾挪”与“弄巧成拙”只有一线之隔。在中国，因为制度的缺失，导致这条线非常不明显，所以企业的成败往往不掌握在企业家手里。
这一点在健力宝、科龙、华晨和三九的案例中表现得格外明显。这四个企业的创立者都曾经非常强势，这种强势让这些企业获得了高速发展，但却因为产权不明或者激励机制不合理，在企业成立之初就为将来的失败埋下了影子。
这些企业家都曾经是政府官员眼中的“红人”，他们创立的企业成为当地的“名片”，而且贡献了巨额财政收入。但这些企业家并没有在产权方面获得他们期待的成果，而且企业的产权结构也不支持他们的选择。这些企业家往往选择了铤而走险，甚至和当地的政府公开对抗，但结果往往是悲惨的，或者远离他乡，或者是身陷牢狱，甚至身败名裂。
诞生于市场竞争领域的民营企业在政商博弈中的弱势地位有目共睹，企业家为之付出的代价也可谓“血流成河”。正如冯仑所言，“面对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只有始终坚持合作而不竞争、补充而不替代、附属而不僭越的立场，才能进退自如，持续发展。”以这句话来看健力宝、科龙、华晨和三九等企业的失败，具有非常鲜明的现实意义。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法罪错位”。一个企业家往往是因为“甲”获罪，但最后宣判的罪名却是“乙”。比如铁本的失败，董事长戴国芳被控的罪名是“虚 和当地政府不和，被以“涉嫌贪污”双规下台，却长达五年没有被正式起诉。
在中国，一个好的商人应该经常看《新闻联播》，因为中国的商业从来不只是商业的事情，而是和政治走势息息相关。一方面要创造市场价值，一方面又要借势政治资源，要游刃有余地腾挪其中，将是考验中国企业家的最大挑战，也是中国企业最大的“失败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