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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的中国互联网江湖，热闹。
3月，人工智能围棋机器人阿尔法狗，以4比1总比分战胜世界围棋冠军李世石。大自然花了几十万年才进化出人类下围棋的认知能力，人工智能用不到20年就完成了这一目标。随后，国内迅速掀起一波人工智能浪潮。这一年也被称为直播元年，不过抖音和快手还不是最靓的仔。抖音2016年9月20日才上线，快手虽然已在年中号称拥有三亿用户，但它们依然是短视频社区平台。此时的视频直播，主要还基于PC端，大大小小直播平台有三四百家，王思聪从这一年开始关注孙一宁，但他女朋友还是豆得儿。他这一年最关心的其实是熊猫直播。2016年9月，熊猫直播完成了A轮融资，融资金额高达六个半小目标，公司估值24亿元人民币。其中贾跃亭的乐视领投了3.6亿元，获得了其15%的股权。到了11月初，市场就传出乐视亏欠巨额供应商的货款，资金链面临崩盘。
这一年滴滴正春风得意，8月1日，它宣布与Uber全球达成战略协议，将收购优步中国的品牌、业务、数据等全部资产在中国大陆运营，放眼望去，在网约车领域，它已再无可堪一战的对手。
阿里和腾讯，2016年依然忙着争夺支付入口，春节几次红包大战失利后，支付宝推出集五福活动，终于扳回一局。这也是百度的水逆之年，因为魏则西之死，捅破了百度医疗竞价排名、莆田系承包科室现象等诸多乱象的最后一层窗户纸，百度发表声明将整改竞价排名机制。根据市值计算，到这一年年底，阿里和腾讯已经把百度甩了几个身位。
但估计李彦宏也没想到，所谓祸兮福之所倚，虽然早在2008年11月9日，它就遭遇中国网络反垄断调查第一案，但在2021年反垄断浪潮中，它却并非焦点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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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七月，也就是5年前的盛夏，美团点评CEO王兴提出一个概念，如同在池塘中扔下了一块大石头，他认为中国互联网已进入“下半场”。之前中国互联网发展，很大程度上靠人口红利，不管是早期PC网民迅速增加，还是过去几年移动互联网用户的激增，哪怕发展粗糙一点、成本高一点都不要紧，现在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他判断，往后看，“互联网＋”要做的是各个行业从上游到下游的产业互联网化，不是仅停留在最末端做营销、做交易那一小段，而是真正能够用互联网、用IT全面提升整个行业效率。
他坦言，进入“下半场”需要通过互联网与各行各业深度整合，构建新能力，但美团点评并没有准备好，放眼全世界互联网行业，绝大部分互联网公司也没有这个能力。
2017年4月一次演讲中，王兴第一次公开提出打通互联网下半场的三条路径：上天、入地和全球化。“上天”指发展高科技，“入地”，指真正的“接地气”，不仅仅是提供消费者需要的服务，更要服务于B端。全球化，一望而知，即向国际市场寻求机会。
企业家之间，最高段位的较量就是概念力的较量，当你建立起某个概念，并让它具备公共属性，就等于把别人拉入了你的主场作战，“移动互联网下半场”就如此。王兴体现出了他卓越的洞察力，此概念很快就成为2016年下半年之后，科技公司的主流叙事模型。
如果以2010年为移动互联网元年，到2016年也已五年多，实际上，不独王兴，头部家都已敏感觉察出拐点将至，只是没有总结出如此简单直接的概念。2016年，中国互联网协会出了一份《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17》，指出截止2016年年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7.31亿人，认为中国网民经历近10年快速增长后，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网民规模增长率趋于稳定。
2017年5月，腾讯科技中心出版了一本《分水岭》，书中指出，非独中国，全球互联网都进入“减速增长期”，而中国互联网全面移动化已近完成，中国科技产业直道高速竞争接近尾声，对大公司而言，未来5年的分水岭，将会决定下一波竞争中，起跑位置是靠前还是靠后，甚至可能失去参赛的机会。对创业者而言，这场不期而遇的剧变，可能是碾碎创业梦想的杀手，也可能是超越大公司、成为新领军者的机会。书中还提出了十六大趋势，如新技术浪潮不再由单一技术引爆，“技术集群”将开启更大红利；消费升级伴随存量用户挖掘，成为分水岭时期的现金流保障；内容付费规模不会引爆，但会稳步走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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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五年来，经历了共享单车从狂欢到一地鸡毛，互联网金融穿上科技的马甲，下沉市场崛起小巨头，新消费与国潮风走上C位，直播和短视频再造传播、社交与电商新场景，在线教育爆火又哑火，瑞幸咖啡上市又退市，贾跃亭跑到美国还没回来，罗永浩已提前两年还完了债。可谓，前浪折腾，后浪翻滚，依然算是热闹。
总体看来，所谓移动互联网下半场，C端在竞逐新流量，B端在谋求数字化大转型，两种洪流交织在一起，冲刷出了从需求端到供给端全价值链的变化。
王兴特别推崇一本哲学思辨味道很重书，《有限与无限的游戏》。有限的游戏目的在于赢得胜利，无限的游戏，旨在让游戏永远进行下去，有限的游戏在边界内玩，无限的游戏玩的就是边界。自从定义了“移动互联网下半场”之后，美团就进入了无限的游戏，不断拓宽边界，从外卖再辐射到吃喝玩乐。以王兴的理论，公司的价值来自于两个方向：一是广度，即你服务了多少人；二是深度，即为每个人创造了多大价值。因此美团先划横，再划竖，从团购、外卖、出行等服务出发，“高频引流”，然后对用户进行更精细颗粒度的服务，“低频拓深”，深度与广度，互相反哺。
王兴在一次访谈中说道：“万物其实是没有简单边界的，所以我不认为要给自己设限。”
在移动互联网下半场，主基调就是“不给自己设限”，给自己设限的公司，会在竞争中慢半拍。从“有限的游戏”进化为“无限的游戏”，互联网公司竞相利用上半场积累的数据处理能力，与传统企业相结合，有效地拓展自身边界。到2020年年中，其实你已很难准确定义阿里、腾讯、美团、京东、字节跳动、小米等是一家什么公司，在它们对自己的描述中，也频频出现“生态”、“操作系统”、“平台”等对应着星辰大海的词汇。
以纯商业逻辑看，这一波无限游戏的红利，看起来还能吃很久。然而在它们埋头做生态的时候，更大的生态已经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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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场红利终结的一个标志是，“无限的游戏”不再受到鼓励，它与“资本的无序扩张”，只有一线之隔。
面向K12的在线教育，作为最依赖营销获客的行业在去营销化，而在交付端，补课时长与时间段都有了新规定；社区团购，存在与原来分散的便利店和小摊贩争利之嫌，也不再狂飙突进；赴美上市的滴滴、运满满、货车帮、BOSS直聘等四家公司都被要求实施网络安全审查，审查期间，停止新用户注册；互联网巨头多次吃到反垄断罚单，最近又有22起案件均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
互联网巨头所要面对的舆情新常态是：它们的集体形象，从之前的阳光、创新，转变为垄断、暴富，背负着科技的原罪。由数据搜集、存储、解析而来的性感，转变为对数据控制、利用而来的邪恶。它们小心翼翼减少与各方的摩擦力，包括不再鼓励加班，取消大小周。
当数据成为了新基建，成为了数字化时代的水电煤，互联网公司必须要调适能力与角色的错位。对技术巨头的深度监管，即有世界潮流，也有各主权国家自己的逻辑。如欧洲隐私权意识重，对互联网带来的个人数据风险十分敏感。另外欧洲长期以来受弗莱堡学派秩序自由主义经济学影响，与美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占统治地位的芝加哥学派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有很大不同，大陆法系传统使其在竞争法上更倾向于以行为的表现形式而非经济效果判断其违法性。
美国由于资本与高科技企业所掌握的财富不断呈几何倍数增长，普通民众收入增长则停滞不前，金融危机与疫情进一步加剧了分化，而经济的极化又成为社会撕裂的主要原因。“新布兰代斯主义”由此引发关注，开始否定芝加哥经济学、重拾结构主义。美国对干预市场一直抱有十分审慎的态度，政府可用的调节监管市场的政策工具少，而反垄断与市场经济原旨相一致，因此是美国政府政策工具箱中少有的有效市场干预工具。
从PC互联网时代开始，中国移动互联网上半场受益于人口红利，下半场受益于打通实体和虚拟经济，从消费互联网转向产业互联网的红利，而贯穿上下半场的，则是“避风港”红利。“避风港”核心原则，在于对科技公司鼓励试错，有错就改，底线之上，法无禁止皆可为，由此中国科技公司得以充分扩张，而且在多个领域已处于国际领先。
对新兴产业和业态如何监管，总需要以审慎态度不断观察总结规律与积累经验，也总要经历一个“先发展后监管-边发展边监管-发展与监管并重”的政策演进过程。如今网络安全和数据合规监管是大趋势，中国相继颁布了《国家安全法》《网络安全法》以及《数据安全法》，这是较为完整、全面的安全法律体系。其中，2021年6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公布，为国内第一部关于数据安全的法律。就在美东时间6月10日，滴滴正式向美国证券委员会（SEC）递交招股书，申请赴美上市。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数据法治研究院院长时建中认为，三部有关数据安全的法律，实际一脉相承的。法律地位最高的是《国家安全法》。因为网络和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已经深度融入我国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网络安全已成为关系国家安全和发展，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体现，所以制定了《网络安全法》。基于网络和数字技术产生的数据，不仅是信息载体而且是关键生产要素，各类数据迅猛增长、海量聚集，对经济发展、社会治理、人民生活都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所以又制定了《数据安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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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说领先科技公司对洋流变化毫无觉察，阿里从2017年开始频频谈谦卑、敬畏和责任，2019年腾讯已提出全新使命愿景为“科技向善”。只是何时驶出避风港，进入监管新阶段，如同薛定谔的猫，无从准确判断，可能在具体事件的触发，才能打开盒子。
旧红利衰竭，总伴随着新红利产生，移动互联网下半场终结，一个新的上半场也将开启。新上半场典型特征，是一个“科技融合时代”。首先是搭建更前沿的技术架构，拥抱多种指数型技术“融合”。跑马圈地式的水平扩张不再受到鼓励，但融合人工智能、5G、量子计算、虚拟现实、区块链等指数型技术，依然能产生摧枯拉朽的力量。正如未来学家彼得·戴曼迪斯，在《未来呼啸而来》所描述，“当某些独立加速发展的技术与其他独立加速发展的技术融合时”，奇迹就产生了。
再者是公司叙事与更宏大社会叙事融合，科技公司需要意识到数据本身已成为重要的权力来源，理解数据时代国家治理的重要目标何在。一方面提前排除自己的数据合规性风险风险，另一方面赋能于更具普惠性的福祉，摘下“超级垄断者”的标签。
此背景下，科技公司若变得裹足不行、敬小慎微，将无法真正缓解资本与监管之间的紧张，更难以分享融合时代的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