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不是真就存在这样准则？不一定。一般而言，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员工人数变多，管理变得复杂起来，原先领导只需办公室或者车间跑一跑、看一看，进行“走动式”管理就可以了。可现在不行了，员工多到名字记不住，甚至连面孔也记不住了。走动式管理不灵了，需要制度管理了。而考勤打卡就是制度管理的一种，企业规定考勤打卡方式，员工按照规则进行打卡，按月汇总统计并根据考勤情况进行奖惩。
这好像看起来冰冷挺没有人情味的。比如本来员工前一天晚上加班到很晚，早上迟点报到也无所谓；本来员工家里有点急事处理，跟领导说一声就可以早点回家，也不会扣钱，现在则要计为早退，全勤也没了……
但是，你只要设身处地替领导想想就知道，虽然对于单个员工有这样那样的不便利，但对于公司整体而言，管理效率的确是上去了。只需要一套考勤软件，到了月底就能汇总，按照迟到早退旷工缺卡请假等等指标排序，一目了然，谁兢兢业业从不迟到缺席，谁经常拖拖拉拉迟到早退，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有哪儿不好吗？
我记得“文革”后期，即使呼伦贝尔这样的边远地区，教学秩序也基本恢复了。我妈在学校工作，说了这么一句话：“其实咱们学校现在挺好的，哪怕校长不在，只要打铃的人在，就可以正常运行。”这句话让她挨了一通批，说她不讲党的原则，缺乏组织纪律性。
很多年后，他们老同学聚会，还总是提起我妈这句话，因为那其实是一种挺理想的境界。一个学校，如果只靠铃声，就可以各司其职，说明校长领导有方，用不着天天训话、表决心、摁手印，但方方面面都很好。
我也发明过一个“白氏理论”：任何一个单位，只要到了开始强调考勤、打卡等纪律的时候，一定是它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因为一个走上坡路的单位，人人不待扬鞭自奋蹄。或许员工10点才来上班，并没有赶在8点打卡，却自觉干到第二天凌晨3点，不需要监督和催促。
《东方时空》刚创办的时候，从来不打卡，没有纪律方面的要求，我们却几乎住在单位。到了后来强调打卡的时候，影响力就很弱了。
当然，这四句话不仅仅是评价领导或官员，也揭示了生活中的某种秩序和境界。
责权利，是要对等的。公司发员工工资，员工就有义务遵守公司的规章制度。就像学生的天职是学习，员工的天职就是上岗。你如果连岗都不上了，一个劲地缺岗的同时还一个劲地骂打卡限制了你的活力，这有脸吗？
何况，现在的考勤软件，已经大大智能化了。手机点点就能打卡，还有自动打卡功能，还能查看自己的打卡记录，如果有不良记录还会提醒。外出、出差、请假、销卡等等功能，都能手机完成，无需纸质化审批，非常方便快捷。甚至还有一些人性化功能，比如晚走晚到，迟到几分钟内不计为迟到等等。具体软件就不说了，不能打广告。
或许又有人说，自觉自律地工作，才是我们追求的，靠打卡来约束员工，造成自律的假繁荣，没有意义。因为一个走上坡路的单位，人人不待扬鞭自奋蹄。或许员工10点才来上班，并没有赶在8点打卡，却自觉干到第二天凌晨3点，不需要监督和催促。
《道德经》第三十六章说：“将欲取之，必固与之。”要从你这儿拿走什么，一定先给你什么。
《道德经》对物质和人性有很深的探索。往小处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得到越多，失去越多。往大处说，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位置，历朝历代的兴衰，总有特定的规律，日不落帝国也会日落。
个体命运也会经历周而复始的起伏。对于我来说往往是这样：真正失意的时候，我睡得最踏实，我知道不可能再失去什么；但是赶上特别得意的阶段，反而会很恐慌，因为可能要下山了。
记得2000年，我似乎挺火，又是“全国十佳青年”，又是悉尼奥运会直播，回来以后中央领导接见，还没跟冠军们的教练握手，先来握我的手，这还了得！
之后我把手机关了，闭门研究新节目，整整一年。回头看，要是没有那一年的沉寂，就不会有后续的动力。
那时，作家刘恒大哥提醒我：“小白，如日中天，可要小心太阳落山啊。”我说：“大哥您放心，我换个地平线再升一回。”
2003年，在我生日的头一天，我把自己担任的三个制片人职务全辞了。我一走，身边十多个人受益：三个副制片人升为正制片人，N个主编升为副制片人，又有N个人升为主编。
考勤就是指挥棒，指挥着整体员工步调一致。也许不合情理，但没办法，个人的不便利必须服从组织的一致性。你天生散漫要自由，可以，请去互联网996，否则请老老实实打卡。
有人说，那干脆彻底无为，给的时候就什么都不要。这不对。应该是种什么心态呢？要归要，但知足，懂得分寸。“知足者富，死而不亡者寿。”
我相信如果把《道德经》翻译成白话文，给“反腐”中进去的官员一人送一本，他们全得号啕大哭，后悔死了。但是得意的时候看这些文字，又怎能悟出其中的意义呢？很难。